人以什么捍卫记忆——现在这样的大师很少

1964年2月13日，正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的布罗茨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被突然逮捕。随后，他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
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相信……我确信，我写下的东西将服务于人民，不仅是此时，还将服务于后代。
法官：这就是说，您认为您所谓的诗能为人们带来益处咯？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谈到诗的时候要说"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说您的诗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别的理解。
审判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黑夜才结束。审判结束后，法官惊讶地看到，在过道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些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恭顺和沉默了。
女记者弗丽达记录下了这一切。其时她已重病在身，却以一种公民的良知和一种母性的爱，投入了对诗人的营救。"弗丽达刚刚完成了一件功勋。审讯过程中她一直在场，不知疲倦地往中学笔记本上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言、提问、回答，大厅里的呼叫……"利季娅回忆说，每次读到这些简朴的话，她便会想起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宫寓所盖的那满是窟窿的棉被，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破裤子，想起茨维塔耶娃肩上披的粗麻布。"他回答法庭询问的时候，仿佛他们就站在他身后。"
在那场荒诞的审判背后，的确站着这样一群人：白银时代的女祭司阿赫玛托娃、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女记者弗丽达，以及肖斯塔科维奇、马尔克夏、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还有谨小慎微的作家协会书记康·亚·费定。当时，阿赫玛托娃正因心脏病躺倒在病床上，弗丽达甚至没等到再见布罗茨基一面便去世了。二十多年后，当布罗茨基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坛上时，仍然感到了某种不安和窘迫："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时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动。"
时间会流走，但记忆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一些勇敢的心灵记录下这一切。利季娅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严酷的"大清洗"时代，她也曾是那长长的探监队伍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在1938年遇害。具有相似命运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面对"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时，曾承诺："是的，我会试试的。"她写下了伟大的《安魂曲》。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利季娅写下了小说《索菲娅o彼得罗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