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担米养仇(3)

他讽刺地笑了笑，“可能是因为幸运，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那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我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决定自己单干。在这期间，老家的人但凡有什么要求，其实就是借钱，我有求必应，尽管我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我爸妈向他们筹借的学费。我成了‘提款机’，肩负着全村人的生活开支，我答应‘借给’他们的钱，晚一两天没到账，他们直接找我爸妈问。爸妈实巴交的，只跟我讲，村长说了，我是全村人供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里人给的，该还就要还。”
要钱只是一个开端。后来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乡里的学校要翻新、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崔胜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崔胜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严重时，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他摘下昂贵的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
崔胜的父亲重病难治，终于去世了。老母亲不愿离开村子，不知究竟是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小村，还是舍不得村里人欣羡的目光和“大企业家之母”的光环。
有时候，吹捧和崇拜是一种比金钱诱惑更让人难以自拔的东西。
当初“赞助”了20块钱学费的一个老乡某次打电话给崔胜，撕开了一道“帮村里人进城打工”的口子。那时，事业有成的董佳益正操心着慈善收容中心的用地审批。他做慈善是真的，且认认真真在做。在他看来，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每收养一个弃婴，他就能睡一晚上的好觉，抑郁症在孩子们无助而纯真的笑脸中有所改善。
为了在收容中心里建立孤儿院，还得扩大占地面积。崔胜便把那个老乡的女儿，一个智商有缺陷的女孩送给了负责用地审批的某个人。
这是崔胜走向极端的第一步。那个女孩被几个人陆续玩弄，审批下来了，孤儿院得以开工建设。他又把女孩送进了发廊，让她卖淫，每个月那被故意苛扣得很微薄的收入他一分不留，全部寄回了她爸爸那里。
凡是让崔胜给介绍工作的，几乎有去无回，大家都说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不回来了。来“打工”的年轻女孩要不就送去卖淫，要不就卖给人贩子送到更偏僻的山村里。那些年纪大些的婆娘和懒汉更不好过，崔胜已经想出了更加阴毒的手段——角膜。要知道，角膜这种东西活人是捐不了的，只有死。
“他们没什么文化，干不了精细的活儿，我就让他们去工地做一些危险系数高的工作，手生一不小心容易出意外。我也不追究，拿点赔偿款就了事。该死的一个都没活下来，统统死在工地上。我通过沈瑞的牵线搭桥，以一只15万的价格买给需要移植角膜才能复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