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一个虚拟的邓丽君自传(5)

而一旦签订了这些合同，一旦拿到预付金，父亲就会毫不犹豫直奔酒吧、赌场，在那里充当他所想成为的人，另外一个人，一个有足够的金钱撑腰的、气壮如牛的豪侠，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风流名士，生活如此可怕，每个人都在设法逃避，都在设法成为另外一个人。每当我对这种生活表示稍稍的不满，父亲的回答总是不会改变：“合同签了，钱也花了，不去演出，你叫我的脸往哪里放？你要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于是， 我的生活，就成为一成不变的三部分：练唱，上学，演出。当然，这张日程表也会有变化，每当要去演唱的地方很远的时候，上学就成为首当其冲要放弃的，无足轻重的小事。这种生活也不乏调剂，每当父亲大醉而归，家里总是鸡犬不宁，在诉尽他这一生的不平遭遇后，他总是愤愤地叫骂：“老子赚钱养家……”。就是这一句。 1966年，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这一切来得毫不突然，但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那样令人痛苦。
那时，我已经结束了在芦州小学的学习，升入金陵女子中学，断断续续地，我居然念到初中二年级，但与此同时，父亲签下的演出合同也愈来愈多，我的缺勤请假也随之增加。终于，校方请父亲到学校进行商谈。结果不难预料，当校方说出我的成绩情况，拿出我的缺勤统计表时，父亲大为光火，他以他的方式进行了回答，“女子无才便是德”，“初中毕不了业？那就不毕业好了”，随之是争执，吵闹，最终，父亲为我办理了退学的手续。而他的言辞在很久之后，还成为学校的经典，像一幅漫画，如此夸张，滑稽，落伍，令人失笑，而他却浑然不觉。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结束。 从此，我成为夜总会的专属歌手，而不再是四处临时献唱。我走进了夜总会，像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从此，夜总会，成为另外一个与我的记忆息息相关的地方。我的名字，从那时候起，改为“邓丽君”。也许，一个新的名字，能够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蛹”改名为“蝴蝶”。
夜总会，每当我写下或者念出这三个字，都会有一片嘈杂逐渐浮起，逐渐扩大，逐渐成为这个世界惟一的声响。那种嘈杂，是包容的，宽谅的，是看穿一切的，在那声响里，有女子的莺莺笑语，在稍一显现之后就归于沉寂，有歌声，但不完整，而是残破的，混沌的，难以辨析的，那声响的主流是宏大的，深厚的，没有表情的，让人惊异的，如果命运有声音，就应该是那样，宏大，深厚，面无表情，但却控制一切。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也是那种嘈杂之中的一分子，每当记忆到了这里，就会变得难以衔接。我看见我站在一片犹如电视雪花那样的背景上，衣着鲜明，表情生动，但却喑哑无声，像是被那些更宏大的声音拒绝，抛弃，我无法进入到那样的图景之中去。回忆都是不得要领的。 是的，一旦人们离开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就会努力在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重建自己过去的一切，夜总会就是这样来到台湾，在那些人们心中，那是重建另外一个上海，另外一个百乐门，另外一个仿制的伊甸园。
夜总会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出现在每个地方。那时候，歌手不是以卖唱片为生的，紫薇，美黛，席静婷，姚莉，没有人试图以录制唱片生活下去，夜总会，仍然是他们的王国。“野台”，“酒吧夜总会”，是普通的夜总会，只要是有点余钱的人，谁都可以进去喝上一杯。而“俱乐部夜总会”，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1967年，我登上了台北“巴黎俱乐部夜总会”的舞台。不久之后，许多报纸都出现关于我的消息：“邓丽君小姐献唱巴黎夜总会盛况空前！”，“邓丽君小姐歌甜人靓，巴黎夜总会场场爆满”，“邓丽君小姐登场巴黎夜总会红足七十天”。是的，整整七十天，天天爆满，在台湾，还是第一次。从那时候，我的生活开始改变，而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最能够说明这种变化的，是那些充满我房间各个地方的衣服，长裙，短裙，洋装，中装，丝绸的，锻子的，它们像一种不断增长、由潜伏变为公开的命运，阴诡地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并且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