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一件小事鲁迅读后感集合(22)

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鸣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越来越看不起人--有对于世事、世人的愤恨，也有孤独的欣喜和悲哀，已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但是，人物“我”却已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这个挣扎，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惊后发生的。这一震惊的实质，是人物“我”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的主体崩溃，由发现人物“我”的常人性而开出一条首先改造自己的道路，便是这篇小说的启示：为世纪初的文人摆脱传统文人鬼魂的纠缠而指示一种途径。
本世纪之初，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便是“学生社会”的崛起，“学生社会”是当时人们的称谓，后人习惯称为新型知识阶层。所谓新型的知识阶层，是随着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教育、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由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人组成的近代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新兴阶层的壮大，是以革命为契机的。一九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青年留学生渐渐成为倡导革命的主力军。一九0三年，日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以及《苏报》成为拒俄拒法的指导中心。一九0五年，孙中山已认识到新型知识阶层崛起的意义，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14]这在孙中山致陈楚楠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孙中山在信中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
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技材俱有之。现已各人分门任担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内地各省，以联络同志及考察各情者。现时同志已有十七省之人，唯甘肃省无之，盖该省无人在此留学也。”“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15]这意味着中国辛亥革命的领导的历史使命，落在新型知识阶层的先锋队身上。在当日舆论界，对于“学生社会”的赞美之声也非常之高。面对中国的危机，“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与舆论的赞美相一致，这个新型的知识阶层也自命不凡，他们不再像中国传统的“士”那样自居于“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敌人，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