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水母读后感汇聚(4)

“随遇而安”。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
我觉得汪曾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汪曾祺，就在于他有这么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说来也是啼笑皆非的事，汪曾祺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直至1979年，他才与“右派”的影子告别。但他挺住了，而且活得很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而形成这一人生态度，可追溯至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讲述自己寄宿在昆明民强巷时，已落拓到极点。没床，睡在一块高高的条几上;被面不知去向，只好无论冬夏，都拥絮而眠;没烟抽，只好又从地上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上火再抽两口。但精神上，他却很充实，过得很自在，写一些“空灵”的文章，“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这类的虚无飘渺的胡话”。尤其晚年回忆昆明而作的《跑警报》，更是把当时联大学生“随遇而安”精神写得栩栩如生，传神逼真。
联大学生面对侵略者的敌机“空袭”，不是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是泰然处之，见“机”行事。借“跑警报”之机，发生了不少谈恋爱、拾金子、洗头发、煮莲子等浪漫故事。这说明了，联大学生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显而易见，汪曾祺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也有消极因素。关于这一点，他说：“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随遇而安》)这段话分析得恰如其分，十分精辟，也是我们分析他“随遇而安”思想所持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