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水母读后感汇聚(2)

汪曾祺的个性偏于阴柔和平淡，是个“平和的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莫过于“中庸”之道。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极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中庸”之道：“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太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不大”、“不小”，“正合适”，也就是“适度”，这反映了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传统文人心中的审美尺度。这种“中庸”的美学观，自然排斥那些属于“崇高”审美范畴的东西。《泰山片石》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在这种“中庸”思想的主导下，汪曾祺甚至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得出相当有趣的“蛮式”妙论：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时中”的“时”，是流变不居，“中”是应变的原则，二者一变一常。如何调适此变与常，使变不失常，是“时中”的真义所在。这就是说君子的“时中”之道，就在于有顺应时宜，处理问题时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精髓还在能“审时度势”。汪曾祺把这一“中庸”精神换个通俗的说法——“随遇而安”。当有人关切问他当“右派”这些年怎么过来，汪曾祺却颇为平静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