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总纲读后感摘录(4)

他对格物致知又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因为世间的“物”实在太过广泛，人不可能一一去“格物”来“致知”，所以要将广泛的不同事物的“理”提升到统一的宇宙本体，即“天理”的高度，也即“太极”中去，从而得到自己内心本有的“明德”。而这种追求“理”的过程，与三纲中的明明德是一致的。与程朱理学追求至高的“天理”不同，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人自身的“心”已经包含了所有的“理”。陆九渊反对了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通过外在“格物”来获得“理”的做法，将“格物”的对象由外在事物变为内在的内心，追求人的`“本心”，“致知”也是为了引出“本心”中的“明德”，通过“明心”来“明明德”。王.阳明则更进一步认为“心外无物”，人的知觉才是存在本身，同时反对理学中“格物”而后“致知”的做法，认为既然“心”才是唯一存在，那么就应当“知行合一”，将格物致知真正化为一体，再结合孟子所言“良知”通过实际行动“致吾心之良知”，回复人本性中的“明德”，以此来达到“明明德”的目的。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与唯物主义哲学不同，无论如何格物致知，最终目的都是明明德这一纲领，所以还是回归到了人内心的层面上，而不是得到外在的“物理”本身。在宋明理学走向衰亡之后，王夫之对格物致知又进行了新的扩充。他将“物”由原本的人事扩展为包罗万象的自然界事物，既反对心学派将格心代替格物，混淆客观主观的唯心说法，又反对了理学派将格物与致知作为同一过程两个阶段的含糊做法，将“格物”与“致知”重新分成两件独立不同的事。“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辩者，皆其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王夫之以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的成分区别开了“格物”与“致知”，以论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不同于程朱“先知后行”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点，提倡务实不虚谈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