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将“史”“论”“情”三者关系处理较好。前人著史,未有丝毫不带立论和情感者,即便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名著也是如此,否则就成了流水账的记录。其中的高下水平就在于立论的客观、公允、科学、严谨,用情的纯正、忠实、合理、贴切。本书作者没有像有的作者那样,获得一点资料便随心揣度、肆意发挥、大放厥论,而是始终坚持以史实为据,内容基本以照片、权威资料、当事人自述为主线展开,将作者论述限制在十分必要、十分恰当的范围。举凡安康历史、社会状态、宗教行为、照片意义等论述都是按图说话,紧贴史料,显得十分契合和自然,没有牵强和卖弄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