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事本末体读后感汇集(28)

譬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占了小部分，却罕见的用更大篇幅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无德者多安享富贵，有德者多遭遇灾祸这一“不可胜数”的现实的感叹，乃至发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强烈的质疑。这显然是对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更是一副与古人同病相怜的心理写照！并隐含表明了自己要为“同道人”著书立传而扬其名于后世，由此，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为自己对现实的悲愤给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