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事本末体读后感汇集(26)

又譬如，《刺客列传》作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描述，照理除了刺杀过程外，其他细节尤其是人物间隐秘的对话应该是不容易流传下来的，可司马迁依然对每个刺客都有比较清晰的人格展示，这似乎有点传奇的味道。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当时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因此社会影响大，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震动。尤其是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会对他们的勇气倾慕有加，从而使他们的事迹能够长期经口头流传，并让其性格描述越发完善，英雄色彩越发丰富。而荆轲刺秦（前227年）虽是战国末期，却离武帝时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杀的又是未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像西安事变一般是妇孺皆知，太脍炙人口了。各种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性质的史料来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完全足够司马迁拣选整理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线索了，此即典型的较有可信度的“集体传说”。
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的篇章依然是对人物事件的记录，除开修辞造句方面的文学形式外，其叙事上的文学性则多是历史的结晶，而非纯粹个人的文学创作。对于战国末期到武帝时期，由于史料较丰富且口耳相传，则人物故事既详细生动又比较前后一贯。一些人物的名言与慷慨悲歌不管真实与否，应该也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了。而越往远的年代推，如果史料与传说已残缺破碎到无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贯通了，则司马迁就会提醒读者是否为传说故事，并会把不同说法罗列出来。只是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这一最容易把传说与史实混搅的尴尬时期里，可能司马迁自己也把一些传说故事当作信史来看待了，才会难得出现像“赵氏孤儿”这样的在过程上有相当虚构性的“完整故事”。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经过了极残酷的肉体打击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所限，他没有为抒发内心的悲愤而专门去创作一套完整的文学作品（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歌）。但在对大量史料的编篡整理中，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细节与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挣扎有强烈的共鸣之处时，他确实会进行偶尔的大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