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读后感收集(4)

在这股合力的推动下，长篇小说开始走俏。（申霞艳：《中篇的衰落与文学的境遇》，《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谈长篇小说兴盛的原因，但是通过长篇的兴盛，我们也可以反观其他文体的命运——为什么诗歌、散文被挤压到了文学的边缘？为什么在今天的文学等级秩序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成了文学的龙头老大？一个值得深思的当代文学现象是，每当国人要与某种政治对抗，或者面临重大事件要表达一种集体情绪时，诗歌往往会走到前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崛起”，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无不在印证这一事实。但是，一旦事件消失，诗歌则又淡出公众视野，回到默默无闻的`状态。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我们是否可由此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诗歌不大牵涉功利目的，与经济利益无关，而小说却是可以运作的。起点中文网上有“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青春、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悬疑、同人、漫画”等“小说频道，意味着小说已经类型化且产业化了，但诗歌能如此操作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这样，诗歌就只好退居到文学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一种小众艺术。
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诗歌本身是无法做成文化产业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它缺少做成文化产业的潜质。那么，做不成文化产业的诗歌有没有必要自卑呢？我觉得大可不必。也许，诗歌商业价值的匮乏之日，正应该是其审美价值浮现之时。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当小说成为张承志所说的“堕落的形式”（参见《韩少功王尧对话录》P219）时，诗歌或散文等文体是不是会更有希望？当市场把真正的诗人逼到精神窘困的境地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拥有了出现好诗人、好诗歌的重要契机？中国的韩愈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德国的阿多诺也指出：抒情诗恰恰是对世界被物化的一种反抗形式，“这种状况压力越是沉重，诗对它的反抗就越是坚定。”（《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假如我们能在这些层面理解诗人与诗歌在当下的处境，或许才会更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