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旧病杂忆读后感合集(10)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时中”的“时”，是流变不居，“中”是应变的原则，二者一变一常。如何调适此变与常，使变不失常，是“时中”的真义所在。这就是说君子的“时中”之道，就在于有顺应时宜，处理问题时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精髓还在能“审时度势”。汪曾祺把这一“中庸”精神换个通俗的说法——“随遇而安”。当有人关切问他当“右派”这些年怎么过来，汪曾祺却颇为平静地回答：
“随遇而安”。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