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旧病杂忆读后感合集(11)

我觉得汪曾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汪曾祺，就在于他有这么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说来也是啼笑皆非的事，汪曾祺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直至1979年，他才与“右派”的影子告别。但他挺住了，而且活得很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而形成这一人生态度，可追溯至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讲述自己寄宿在昆明民强巷时，已落拓到极点。没床，睡在一块高高的条几上;被面不知去向，只好无论冬夏，都拥絮而眠;没烟抽，只好又从地上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上火再抽两口。但精神上，他却很充实，过得很自在，写一些“空灵”的文章，“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这类的虚无飘渺的胡话”。尤其晚年回忆昆明而作的《跑警报》，更是把当时联大学生“随遇而安”精神写得栩栩如生，传神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