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集》读后感汇集(36)

可苏东坡正好相反，因为是诗人，把自己的忠肠散于诗中，包含攻击讽刺，这使政敌奸臣搞文字狱，这里的字有忌讳，那个字角触犯圣上……，使得很长一段时间苏东坡不得翻身。但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执着，这种慈善乐观的风格诗文，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朝庭立即压迫他，可他却更出名了，人人都以多有他的诗文而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竟觉气索，可谓脍炙人口。
让人觉得有趣的一点是，那些个宋朝之太后却总是充当苏轼的救命星，每当他穷苦之极，没落之极，太后一掌政便步步高升，朝政整治一新，也是宋朝国家的大救星，还因太后们，那些奸人侫臣才得已平息。
总之苏东坡的诗也好，人也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如同一场大雪过后的春天，清新的，怡人的，尽管饱受打击挫折却百折不挠，朴实无华背后保留着他特有函意……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
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
汪曾祺其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
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让人品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出意外地到处碰壁的人。他的狂傲来自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得鼻青脸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