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观后感收集(40)

二、事故的责任不在车夫，这在前面已分
以上这些解释中可能出现的歧异，都有一个原因，即未能充分注意小说的叙述艺术。在这篇小说中，叙事人的视角是有着严重的权力自限的：故事严格限制在人物“我”的见、闻之内，老女人怎么想，车夫怎么想、巡警分驻所里发生了什么，都有意识地排斥于叙述之外，因为事故的结局与小说的主旨无关，作者所要处理的，是叙事人的精神的震惊。

叙事人“我”，从小说所提供的精神特征看，是社会动荡中不满于社会的知识者的精神肖像。这一类型的文人，鲁迅曾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中有所论述。鲁迅指出，在中国古代“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这种恨恨而死的传统人生样式，在二十世纪初，颇有人仿效，鲁迅是不赞赏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只恨恨于社会，而从无意于自己，结果便会走上古代恨恨而死者的道路，摆脱这条传统的人生道路的关键，是先从自己改造起。但是凡是恨恨于世事者，总是以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要改造自己，因此，一般很难不蹈古人覆辙。
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鸣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越来越看不起人——有对于世事、世人的愤恨，也有孤独的欣喜和悲哀，已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但是，人物“我”却已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这个挣扎，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惊后发生的。这一震惊的实质，是人物“我”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的主体崩溃，由发现人物“我”的常人性而开出一条首先改造自己的道路，便是这篇小说的启示：为世纪初的文人摆脱传统文人鬼魂的纠缠而指示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