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猪保育密度观后感汇总

猪肉已经是大家不可或缺食品之一，而猪从哪来?这个问题在一般人看来，一定是不假思索的回口大骂:"还不如猪!"抛开猪作为一个动物的生物进化史以及在中国文化概念中所引申的各种意义不谈，单就目前现代社会中猪从哪里来的问题，不免也作个简单的回顾:农民先会去找一头母种猪，然后再找一头公猪，交配后产下猪崽。猪崽的命运无外乎几种:一是直接被卖出去，而是养大后被卖出去，三是养大后变成新的母种猪，进行繁育。所以猪从哪里来的问题取决于三个要素:农民、母猪和公猪。动物世界的交配法则亘古不变，本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有了公猪和母猪自然就有了小猪，可是农民起什么作用呢?有了农民和公猪缺少母猪是肯定不能生出小猪的，有了农民和母猪，没有公猪，也生不出小猪，可有了母猪和公猪，没有农民，母猪和公猪就不可能在一起(农民伯伯都是将公猪和母猪分开圈养的)，毕竟不是繁衍野猪，因为农民要控制交配所产生的结果的优劣以便他们变卖猪卖肉来换取其他的需要。
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连"猪"都会答的问题，其实组合起来结果并不简单，三个因素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解决猪的问题。纵观一球两极五洋七洲，对于猪肉的需求，有着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是最饥渴的，以致于猪肉的价格一跃成为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CPI指标的排头兵，所以猪的问题是历届中国政府所要考虑的民生乃至经济领域中的头等大事，改革前猪的问题如此，改革后猪的问题依然如此，既然猪的问题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又怎能仅仅只是一个"猪"的问题?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各大洲大量的黄金白银涌入了中国。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些资本的催化作用是分不开的。而作为资本的载体，外资公司便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中国经济领域。于是乎，那自然法则的一幕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政府将原本在别的圈里(不同文化环境或者缺少饲料)发展的外资公司"牵"进来，与本地"圈养"的工厂(当时大部分企业还称之为工厂，因为是国有性质)进行"交配"，"生"下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这样的法则在中国各地迅速而广泛的以相同的方式演绎着，外资公司和各种"皮质"、各种"毛色"以及各种充满浓郁地方"体味"的"圈养"工厂"交配"着，生下了很多"猪崽"式合资企业。可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却没有看到合资企业的这些"猪崽"们成长为可以交配的"母猪"，反而都一一夭折了，尤其在遇到类似于金融危机这样"饲料"紧张的年代，夭折的就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