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任继愈读后感集合(37)

从前者而言，将〈入法界品〉定为最早形成于公元250年，是有些问题的。从后者言之，也存在《罗摩伽经》与现存的〈入法界品〉同时形成流通的可能。另外，魏先生断言〈入法界品〉晚出的理由之一是“普贤行”部分形成的时间须早于〈入法界品〉形成的时间，而关于“普贤行”部分的形成时间现今更缺乏能够服众的说法。而李富华先生则这样评论：“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根据，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察。”[14]本人以为，尽管从现代学术的严格要求来说，确实有数据的不完整性问题，但诸说之中，大多数学者所确定的形成于于阗的说法最为可靠。
《华严经》完整的汉语翻译，有三大部：
第一部为东晋佛陀跋陀罗(359-429年)所译的六十卷本(起初分为五十卷)，分三十四品，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为“晋译本”或“六十华严”。译经的事迹，如《出三藏记集》卷九〈华严经记〉说：

《华严经》胡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岁次鹑火，三月十日，于杨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应是“辛酉”)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15]
此中，也许是笔误，将“佛陀跋陀罗”称之为“佛度跋陀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华严经》的梵本，号称十万偈，但“晋译本”的梵本，仅有三万六千偈。这部梵本，是支法领从于阗取回来的，如《高僧传》卷六所说：“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慧)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16]依《高僧传》所说，支法领等去西方取经，是禀承慧远的命令，去的不止一人，弟子们分头去寻访，也各有所得，所以说“皆获梵本”。《华严经》梵本，就是支法领取回来的。僧肇在答刘遗民的信中也说到这件事情：“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17]大抵慧远在江东，所以经本也到了江东。恰好禅师佛陀跋陀罗到了江东，就在建康道场寺，将《华严经》翻译出来。从义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才全部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