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4)

仿佛我一生所熟悉的家从未如此安静。它通常充满了谈话的声音，笑声，音乐，或在客厅嘈杂的运动声。然而今晚，屋子的寂静是如此的诡异，每一个楼梯的吱吱声都听起来像是屋子在痛苦地呻吟，好像它被迫说出一个黑暗的秘密。
“爸爸？” 我叫了一声，这次声音小了一点，生怕打扰了此时的寂静。我轻轻敲了敲他卧室的门，然后扭动门把手轻轻一推，用拉长的门的摩擦声促使门慢慢打开。那是我找到他的地方。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血。他床的床头板上有一片深红色，中间几乎是黑色的，溅着血。好像有人把一个大水气球装满了血，然后朝床头板砸过去。血液从床头板向上喷射，在墙壁上留下长长的血迹，甚至到天花板上。躺在床上的是我的父亲，我看不到他的头和脸。
这是我无法忘怀的画面。我越努力不去想它，我就越想它。它困扰着我，每一天每一夜。我经常做噩梦，在那里我看到一个黑影将猎枪放在我父亲的头上并扣动扳机，血液和脑物质在房间里飞扬。我总是试图阻止它发生，但我无法移动。

那天晚上，我经历了真正的震惊。就好像我大脑中控制理性人应该如何行动的部分完全破裂了。我知道我打了求助电话，我知道我告诉他们有人死了，但我几乎不记得从随后发生的事件到葬礼的其他任何事情，以及警探告诉我父亲的死被裁定为自杀的时间。
蒂莉警探是她的名字，我总是把她的名片放在我的床头柜里。她递给我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个灰白色的信封，曾经密封过，但被小心地打开了。在外面，用黑色墨水写着我的名字。“它是写给你的，”蒂莉警探说，“我们不得不打开它作为证据，但案件已经结案，这属于你。” 她递给我她的名片，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并承诺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时打电话给她。
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我的生活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我住院了两次。不是身体伤害，而是精神伤害。我只是忘记吃东西，结果营养严重不足。还有一次，我是被警察在晚上高速公路上发现的，赤脚，只穿着短裤和 T 恤。我不记得了，但不用说，我肯定没有读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