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合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范晔译
我想起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主人公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
《山岭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不过我们至少不用再坐那该死的破船，忍受呕吐、风吹浪打、潮湿的饼干渣，忍受机枪和唾沫这些恶心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剩下一点儿干燥的烟叶，这全靠路易斯（他不叫路易斯，但我们都发誓忘掉自己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到来）的好主意。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装茶叶的铁皮盒子，仿佛那里面装满了蝎子似的。在那倒霉的船上可没法抽烟，更别提来口朗姆酒，船像只喝醉的海龟似的摇摆了五天，在北风无情的折磨下奋力抗争。海水一浪接一浪，我们不停地向外舀水，手磨破了，我那见鬼的哮喘也犯了，一半的人都生了病，弯着腰吐个没完，像是就要从中间折断。到第二天夜里，在吐出绿色的胆汁后，连路易斯也笑不出来了，再加上向北看不见克鲁斯岬的灯塔，我们陷入了一场超出所有人预计的灾难。如果这也能称为一次登陆远征，真能让人难过得继续呕吐下去。
总之，只要能摆脱那艘船就好，无论在陆地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早知道是什么，所以无所谓，哪怕是挑选了最糟的时刻，哪怕是侦察机嗖嗖地飞过却拿它毫无办法，甚至跋涉在沼泽里（或者是别的什么鬼地方，反正水直没到肋骨），寻找着红树林间泥泞的草木丛作掩护，而我像一个傻瓜似的靠着肾上腺素喷雾器才能前进，罗伯特帮忙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减轻我在沼泽跋涉的负担（假如这真是沼泽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或许我们已经搞错了方向，登上的不是陆地而是距岛屿二十海里海中的一个烂泥礁……）；就这样，心里疑惑，嘴上更悲观，从思维到行动一直乱作一团，无法解释的愉悦和怒气混在一起，愤怒是冲着那些飞机强加给我们的苦日子，在公路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埋伏——如果我们真能到达的话，如果我们真是在海岸的沼泽里，而不是像傻子一样在泥巴的马戏场里转圈，一败涂地，成为那只狒狒在他王宫里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