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超越时间之影(3)(8)
这就是那些相互交织的传说与幻想。大约1920年的时候,我的研究工作终于有了前后一致的轮廓,而我觉得先前紧绷着的神经有了一丝放松的迹象。说到底,虽然这都是由盲目的情绪导致的奇想,但它们不恰好简单地解释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多数异状么?失忆症发作期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将我的注意里转移到某些邪恶的研究上——然后,我会因此阅读那些被视为禁忌的传说,并且寻找那些恶名昭彰的古老异教,与其中的成员会面。这些事情显然为我在记忆恢复后产生的离奇梦境与烦乱感觉提供了材料。至于那些用梦中的象形文字——以及我不知道的语言——所书写的脚注,我依旧没有合理的解释,不过我能将这些事情怪罪给图书管理员——我的第二人格能够轻易地学会少量的其他语言,而那些象形文字无疑是那个第二人格根据古老传说的描述自己想象出来的,后来这些想象也融合进了我的梦境。
我与几个知名的异教领袖有过几次交谈,并且试图从中得到某些印证,但却从未成功地建立起正确的联系。
有时候,看到如此多的远古时代里发生了如此多的类似病例依旧让我感到担忧,正如我刚接触它们时也为此感到焦虑,但回过头来我又想到,在过去那些诱发想象的民间传说肯定要比现在更加流行。或许,第二人格读到的那些传说对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失忆症患者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已耳闻目染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当这些病人失去记忆后,他们以为自己就是那些家喻户晓的神话生物——那些虚构的、会与人类交换精神的入侵者——因此他们会开始搜寻知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要把这些知识带回一个存在于幻想里、不属于人类的古老过去。而当失忆症好转之后,他们又反转了这种联想过程,认为他们是被侵入者占传送到过去的囚徒,而非入侵者本身。因此他们的梦境与虚假记忆就会按照通常的神话发展演化。
虽然这些解释看起来有些累赘繁复,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取代了我能想到的其他假设——主要是因为其他假设更加经不起推敲。而且许多声名显赫的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也都渐渐接受了我的解释。我越是思索,就越觉得这些解释似乎真的站得住脚;直到最后,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真正有效的壁垒,很好地阻隔了那些依旧侵扰着我的离奇梦境与怪诞感觉。如果我真的在晚上梦见什么奇怪的景象,那也只是我读过、听到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古怪的厌恶感、怪异的时间观和错误的假记忆,那也只是第二人格学习到的神话在回响而已。我梦见的一切与我感觉到的一切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虽然那些梦境(而非那些抽象的感觉)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包括进了越来越多的可怕细节,但在这种见解的庇护下,我依旧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精神状态。到了1922年,我开始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接手稳定的工作了,我甚至还把自己新学到的知识派上了实际的用途,并且在大学里谋到了一份心理学讲师的工作。我在政治经济学的职位早已让给了其他人——而且到了这个时候,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法也与我执教时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儿子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研究生——这段经历最后使得他成为一名心理学教授。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我与几个知名的异教领袖有过几次交谈,并且试图从中得到某些印证,但却从未成功地建立起正确的联系。
有时候,看到如此多的远古时代里发生了如此多的类似病例依旧让我感到担忧,正如我刚接触它们时也为此感到焦虑,但回过头来我又想到,在过去那些诱发想象的民间传说肯定要比现在更加流行。或许,第二人格读到的那些传说对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失忆症患者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已耳闻目染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当这些病人失去记忆后,他们以为自己就是那些家喻户晓的神话生物——那些虚构的、会与人类交换精神的入侵者——因此他们会开始搜寻知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要把这些知识带回一个存在于幻想里、不属于人类的古老过去。而当失忆症好转之后,他们又反转了这种联想过程,认为他们是被侵入者占传送到过去的囚徒,而非入侵者本身。因此他们的梦境与虚假记忆就会按照通常的神话发展演化。
虽然这些解释看起来有些累赘繁复,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取代了我能想到的其他假设——主要是因为其他假设更加经不起推敲。而且许多声名显赫的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也都渐渐接受了我的解释。我越是思索,就越觉得这些解释似乎真的站得住脚;直到最后,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真正有效的壁垒,很好地阻隔了那些依旧侵扰着我的离奇梦境与怪诞感觉。如果我真的在晚上梦见什么奇怪的景象,那也只是我读过、听到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古怪的厌恶感、怪异的时间观和错误的假记忆,那也只是第二人格学习到的神话在回响而已。我梦见的一切与我感觉到的一切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虽然那些梦境(而非那些抽象的感觉)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包括进了越来越多的可怕细节,但在这种见解的庇护下,我依旧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精神状态。到了1922年,我开始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接手稳定的工作了,我甚至还把自己新学到的知识派上了实际的用途,并且在大学里谋到了一份心理学讲师的工作。我在政治经济学的职位早已让给了其他人——而且到了这个时候,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法也与我执教时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儿子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研究生——这段经历最后使得他成为一名心理学教授。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了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