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片段(5)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