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东林党的所作所为令人匪夷所思(4)

更麻烦的是，万历还进一步发现这群士大夫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自私自利，他们废除了张居正以工商税为主的税赋制度，回归以征收农业税为主的旧制，导致刚刚好转的政府财政又开始捉襟见肘，且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在当时，“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这群士大夫无往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解释就是你要增加农业税，可以商量，你要增收工商业税，休想！
可问题在于国家不能没有钱，赈灾、军饷、修河治水、官员俸禄哪一样不要钱？没钱就得歇业倒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被文官集团把控的户部（管理外库，相当于财政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没办法，深感上当的万历只得创新工作方法，你外库不是不收工商税吗？行，老子自己收，重新开征工商税，并且新征矿税，钱款全部转入内库（皇帝的私人金库），这就是被士大夫批倒批臭的万历皇帝敛财之谜。
而实际上，这些钱万历并没有自己挥霍，由于当时农业税收不上几个钱，遇上灾荒战乱等紧急情况，户部没钱，就只会伸手找皇帝要，万历也从不吝啬，该给的一分没少。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户部没钱，请求拨内库，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边饷再次告急，户部又拿不出钱，请皇帝拨内府库银，万历破口大骂户部官员尸位素餐，但钱还是给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北部边疆兵饷告急，户部还是没钱，狮子大开口请拨内库百万两，万历气得把桌子都掀了，但最终顾及边情，这笔钱还是照数拨付。

由此可见万历兄真是不容易，知道那群只为自己不考虑国家的士大夫靠不住，只得背负敛财的罪名将工商税、矿税收入内府库银，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要真相信那群自私自利的王八蛋文官只收农业税，大明朝估计早就关门歇菜了。
争皇储一事后东林党真正成形。本来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但东林党却硬逼着万历必须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且义正言辞地美其名曰自古长幼有序。其实，东林党之所以挑中朱常洛，遵祖制是假，朱常洛为人懦弱好控制才是真。朱常洛因为不是嫡出，虽然是长子，却一直不怎么受万历待见，万历更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东林党见缝插针，百般拉拢靠近朱常洛，不消几时，这位失意的皇长子就完全被‘雪中送炭’的东林党洗了脑，所以只要他被立为太子，东林党就有了稳固的靠山。
然而万历毕竟不是吃素的，从立皇储一事的争议中他便看出东林党这帮人野心不小，所以在万历二十二年阻击了顾宪成后，为了防止文官集团铁板一块被东林党完全控制，他开始着手分化文官集团，有意培养诸如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其他政治集团与东林党对抗，以削弱东林党的势力，这就是明末党争的开端。
成功挑起党争之后，万历开始退居幕后，长期不上朝。因为此事，很多历史教科书说他不理政，其实是不对的，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他虽不上朝，却还是管事的。之所以退居幕后，一是可以看作对文官集团日益强势的无声抗议；二也可能是看穿了这帮文官都是疯狗，所谓狗咬狗，一嘴毛，挑起党争后退居幕后，坐山观虎斗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