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聊到山海、应和、咖啡和酒的迷狂

我曾经想过——或者说在机缘巧合之下，一种亲切得与所谓“我”别无二致的意识进入我的思绪，我便被它俘获：如果我并不是一个指挥、一个征服者、一个政客、一个商人，我就去写作。它，这个意识，意思是丢失所有行为对应的身份对应的特质，做一件会使我快乐的事，也是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在喝一口咖啡后，我对这种念头更有体会，它就对我越发明确。我决定让这一种可能的我叙述一种分叉的可能。
战争其实还是很糟糕，没有任何逃避的机会。每一枚炸弹在报纸里爆炸；又有一群人死在昨天的网络；一种新式纪念伫立在简短的、避免许多词句的，难言之隐般的话语。我从来不书写这些，也没有理由相信明天一把火就会烧到炎国——再添把火又有什么意义呢？
火
火火
但有意义的是，我清楚我和在战争中又尚未在战争中的人都在经受紧张。他们更加紧迫和危机，而我并不会丧失性命或者饿死。我所紧张的，不是我可能失去教职，这只是失去了收入的可能之一。说回，我所紧张的是人们一成不变，不对自己有想法、只对别人有想法、不对想法有想法，也就不会对实话有想法，我实话实说，觉得就像那个叫做简·帕勒·斯图尔特(Jane-Paler Stuar)的哲学家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