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头】【不负年少】(3)

周围的同学有人去了北平，有人去了上海。去读书，去见世面。
【临走时也没来得及说些道别的话】
虽不知道她的心意，但我还是去求了父亲，我说我想娶她为妻。
父亲说：“你可拉倒吧，你才多大，你就想娶媳妇？”
不过，最后父亲还是被我说服了。
小孩子定亲，没那么复杂，不用登报，不用宴请，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
我私下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什么都没说，抱了抱我，然后把自己一直挂在脖子上的佛像交到我手里。
笑着说，人家订婚不是得交换定情信物吗？我也没别的，只有这个了。
然后从我手里拿走我还没来的急下的聘书，回了自己房间。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本以为我和她会就这样一起长大，然后一起变老。
直到1923年的冬天。
那天的雪很大，我从巷口卖了两串糖葫芦准备去见她。
进了她家的小院却发现，唯有一地的鲜血，满墙的弹孔，和那藏在枕头下的聘书，以及聘书里夹着的一份信。
她的字一向好看，不像我。
她说她和姑父去上海了，她说来不及，来不及和我道别，来不及嫁给我，来不及与我共度余生。
她还说，少年如我，心有壮志，不该因此事悲伤，因为她相信，我们会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们会一起看见那曙光。

她说的我都信。
【也不知你会在何处长大】
小孩子嘛，很多时候朋友就是玩具，若是丢了，早晚会忘。
这是我父亲当时劝我的话。
可她不是朋友，更不是玩具，我也不小孩子。聘书都下了，又怎会是儿戏。
从1923年到1933 年。
我从十二岁的毛头小子，长成了二十二岁可以独挡一面的男人。
我从直隶回了东北，从一个文文弱弱拿着书本的学生，成了一名浑身泥泞扛着枪的军人。
日本人来了，世界变了。
33年的夏天的一场战斗，一个连的人，我是唯一一个活着的。支援部队把我救下来时候，我浑身的鲜血，用左手吃力的掏着自己胸前的口袋，直到确定没把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也弄丢了之后，我才昏了过去。
刚入抗联的时候，我还随身带着那纸聘书，后来那纸聘书，变成了一条一条的小纸条，成了同志们活下去的希望。
我们在伪满的监狱里用它传递信息，用它记录牺牲的每一位同志，用它反复的书写着共产主义万岁。
然后，那尊佛教就成了她留给我最后的物件。
重伤之后，我被告知右手重伤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举起枪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活下去。
东北局势不稳，我当时的身体也不能上前线，几经考虑，我决定同几位同志前往中央苏区接受培训，顺便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