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征文活动以此篇投稿为准，三版)(7)

标记者是一群遵循社会目标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标记”，使智能学的更多，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像是给餐饮机器人烹饪食物的可口程度评分；给艺术作品的美观程度评分；做高级图灵测试判断机器思考能力的深度。但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报酬不多，如果想要更多的报酬，只有多劳者才能多得。这种激励机制一方面激励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促进了良性的群体流动。
对照护者的群体构建源于两次冲突后，大量同居主义者和非传统婚姻人群之间的分离和高龄人群的无后状态。同时因为人类对机械与生俱来的隔绝感，机械化照护无法在人群中普遍推广，促使了人对人的照护需求的产生。只有在身患疾病和无法自理的被照护者那里，才会使用智能进行看护辅助。更多的情况下，照护者是介于冰冷的机器和渴望温暖的被照护者之间，柔软的桥梁。对照护者的选拔一般是从年轻人中挑选的，被“云智能”判定为拥有强共情能力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照护者。

然而，由于大繁荣时期和两次冲突时期急剧减少的出生率，导致人口的年龄分布产生了断层，18-45岁之间的人口数量疏松，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们却比比皆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没有后代，没有储蓄，要么选择成为流浪者，要么只能做标记的工作以维持基础的生活。除非是拥有社保担保（一种被承认可以享有社保待遇的证明）的人还能获得一些生活保障。没有保障的老人们只有被“云智能”判定为可退休人群时才能获得保障。由于照护者的人数稀少，老人们必须拥有社保担保，并被推荐照护者所接纳时，才能获得照护者的支持，享受安详的晚年生活。
但现在，照护者这一身份还承担了对另外一个对象的抚育职责：对新生代的抚育。对此项职责的依赖甚至超越了最初为中老年群体的提供服务的设想。原因来自于生育停滞。
世界重回正轨后，在二次冲突中被压抑的年轻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家庭关系和人本主义重新占据舆论的主要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目睹了老一代没有子嗣的无助感。他们害怕孤独的蜂拥而至。即便是育龄人口数量不足，生育率还是迎来了爆发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