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我气喘吁吁的赶到莫斯科街角那个约定的咖啡馆的时候，那个人高马大的吉尔吉斯人已经在座位上好整以暇地等候我多时了。
“一杯美式，谢谢。”我听见自己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着侍者说道。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辱没他职业操守的行为，只是点了点头——尽管我觉得在他看来，我这个穿着土黄色冲锋衣还背着大包小包，脖子上还挂着记者证的家伙一看就不是来喝咖啡的。
等到我把自己身上的累赘摆放整齐，慢慢把气喘匀，我才有闲暇仔细打量我对面的采访对象：他年龄大概五六十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苏联空军上校礼服，一副墨镜架在他铁灰色的双眼前面，一道长长的伤疤从他的额头中部横贯到右脸颊，一根手杖被他斜靠在自己脚边。他的身上挂着一排勋章，可惜凭我对苏联勋章仅有的肤浅研究，我只知道他挂在左胸上面的是一枚“苏联英雄”奖章。
“李西青，是吗？”我试图用磕磕绊绊的俄语向他搭话，以我的词汇量实在是说不来敬语，这对他是种冒犯，我不禁忐忑地看着他。
他笑着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我竭力让自己的手不那么颤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两枚附带录音功能的同声传译耳机，一本记事本和一根水性笔。感谢Vita et Lux公司，他们公司除了机器人偶还做机床和传译耳机。我似乎听见自己的红细胞撞击动脉血管壁的声音，可惜那显然是幻觉。我颤颤巍巍地把其中一枚传译耳机递了过去，活像个做了错事把自己零花钱递出去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