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民日报看今天(4)

反攻不限于经济，而是经济政治双管齐下的。在经济上也不限于抛售物资，而是同时在恢复交通、紧缩通货、……各方面一齐努力的。反攻还不限于一个地区，而是各地区配合协同动作的。比方，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逮捕了王振廷等十六名“米老虎”，十六日在上海逮捕了庆丰等七家米店的老板。而就在十六日那一天，京绥铁路也恢复了通车。国家银行停止了贷放业务；政府除了停发各种非急需的支付之外，还冻结了各公营企业的现款。这样，全国各地的物价，就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下跌。一直到现在，许多投机性特别大的商品，价格都还落在十一月的高峰之下。如北京的五福布，最高时每匹到过十六万六千元，现在站定在十四万几千元。上海的二十支纱，最高时每包到过三百八十万元，现在只有三百二十万元左右。投机商人受到了货价损失和高利贷负担的两重打击，纷纷破产——代表的例子便是上海恒利等五家行庄的倒闭。
银钱业倒闭如此之多，投机商号和个人破产的数字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投机商人给与政治的打击，所采取的步骤也是十分周密、审慎的。这里也应用了兵家“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先让投机商人肆无忌惮的猖獗一下，让雪亮的人民眼睛认清了谁是最跋扈的投机商人，然后选择一些怙恶不悛的加以一网打尽。比方，今年六月间在上海证券大楼围捕了六百多名的金钞投机商人，全市“亨鼠”几乎无一漏网。十一月间在北京，上海两地逮捕了投机倒把的米商，在广州逮捕了二百多名的金钞投机商人，都是罪恶昭彰，人人称快的。打击面缩得非常之小。比如，上海的金钞投机者，何止数十万人？六百多名不过是千分之几。北京有一千七百家的粮食业者，十六名也不到百分之一。上海的七家米店，所占的百分比就更小了。广州的二百多名金钞投机商也不过占总数的千分之一二而已。这又和国民党时代成一个绝对的对照，他们专打多数的苍蝇、蚊子，我们却专打少数的豺狼虎豹。

在经济上，今天的人民币就和国民党的法币、金元券以至银元券完全不同。人民币虽然由于战争的需要，不可免的发生了膨胀的现象，然而，膨胀是有限度的——这表现在全体党政军人员省吃俭用和财经人员的精打细算上面。铁的证据便是人民解放军在陕北被围的时代，曾经用自己动手搞生产的办法达到了完全自给之后再向国家交纳公粮。有了这样的军队，可以保证一到军事稳定阶段就不大需要依靠膨胀通货来养兵。一个国家只要军事支出有了办法，还有什么可能会出现财政赤字？另一个铁的证据便是一九五○年的概算。在那里面，国营企业的投资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远大过了财政赤字所占的百分之十八点七。那就是说，倘使除去了资本的支出，财政收支已经达到了平衡而有余。展望明年，大陆上已经基本的无战事，军队的情况要远比被围困的时期要好。在执行了毛主席全军从事生产的号召之后，一九五一年度的预算必然会更使得我们大家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