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朋友,变成了生化怪人 | 科幻小说(14)
“你真是个书呆子。”最后,他说。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到了轻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我是说,这可是安德鲁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是我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我之前曾经跟他说过贝丝的事情,她是我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她在阿肯色州长大,兴趣爱好是写数学公式。我生日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个纱线星型菱形十二面体,我给随身带来了。我本想把那个拿给他看,但我怕他看了会更加生气。他会更加看不起我。
我心想:我怎么了?然后我想,我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他变成了个混蛋。
我找个借口离开了。
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聊过天了。
遗传学成了我一生的工作。首先是基因测序,这贯穿了我整个大学时期和研究生前期。基因工程则陪伴了我研究生后期和博士时期,并留在大学继续做研究。还有后来问世的CRISPR技术,它虽然仅仅是又一个工具,但却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工具。我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的遗传疾病。
遗传学疾病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式是做基因测试,遗传性疾病携带者之间不能生孩子;这种方式正逐年变得便宜且简单了。如果父母一方携带了囊性纤维化基因,另一方没有的话,他们的孩子就都不会得这种疾病。这个方法的问题是,如果携带者不停与非携带者生育,该基因会停留在很多人体内,那就不可避免至少会有少数新生儿患上遗传疾病。(请注意,我说的并不是要消除神经多样性,也不会阻止任何合理的人类基因变化。我说的是能造成多年痛苦和不可避免的早亡的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或者是会杀死不幸患病的婴儿的遗传疾病,例如萨氏病。)第二种方式是使用我们的编辑工具进入基因组,并修复好它。如果我们使用类似CRISPR的技术来修改胚胎的基因组,我们不仅能确保从那个胚胎出生的孩子不会携带囊性纤维化或萨氏病,而且可以确保他们长大后也不会传递这种基因。
在人类胚胎上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很多年时间。或者说,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年时间。
安德鲁重新通过脸书和我取得了接触。我回关他之后,他给了我一封私信:塞西莉,哇,我发现你全家都搬出镇子的时候,还以为我再也联系不上你了呢。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比起上次聊天,这次安德鲁显然对我的工作更加热情多了,我安心了下来。显然,他变得更成熟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愤怒、没有安全感的小女孩。很久之前,我就找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我们又开始经常聊天了。安德鲁给我讲了他在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工作。他似乎花了很久才上完大学,而且似乎没有读博士,但是在学术界以外,技术更重要,他一直都很有智慧和创造力。他说他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作为一个大学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我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是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能否应用于胚胎以外的阶段。(不是CRISPR,但是我是从CRISPR开始的。)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如果能看到你正在写的论文,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我心想:我怎么了?然后我想,我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他变成了个混蛋。
我找个借口离开了。
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聊过天了。
遗传学成了我一生的工作。首先是基因测序,这贯穿了我整个大学时期和研究生前期。基因工程则陪伴了我研究生后期和博士时期,并留在大学继续做研究。还有后来问世的CRISPR技术,它虽然仅仅是又一个工具,但却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工具。我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的遗传疾病。
遗传学疾病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式是做基因测试,遗传性疾病携带者之间不能生孩子;这种方式正逐年变得便宜且简单了。如果父母一方携带了囊性纤维化基因,另一方没有的话,他们的孩子就都不会得这种疾病。这个方法的问题是,如果携带者不停与非携带者生育,该基因会停留在很多人体内,那就不可避免至少会有少数新生儿患上遗传疾病。(请注意,我说的并不是要消除神经多样性,也不会阻止任何合理的人类基因变化。我说的是能造成多年痛苦和不可避免的早亡的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或者是会杀死不幸患病的婴儿的遗传疾病,例如萨氏病。)第二种方式是使用我们的编辑工具进入基因组,并修复好它。如果我们使用类似CRISPR的技术来修改胚胎的基因组,我们不仅能确保从那个胚胎出生的孩子不会携带囊性纤维化或萨氏病,而且可以确保他们长大后也不会传递这种基因。
在人类胚胎上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很多年时间。或者说,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年时间。
安德鲁重新通过脸书和我取得了接触。我回关他之后,他给了我一封私信:塞西莉,哇,我发现你全家都搬出镇子的时候,还以为我再也联系不上你了呢。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比起上次聊天,这次安德鲁显然对我的工作更加热情多了,我安心了下来。显然,他变得更成熟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愤怒、没有安全感的小女孩。很久之前,我就找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我们又开始经常聊天了。安德鲁给我讲了他在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工作。他似乎花了很久才上完大学,而且似乎没有读博士,但是在学术界以外,技术更重要,他一直都很有智慧和创造力。他说他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作为一个大学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我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是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能否应用于胚胎以外的阶段。(不是CRISPR,但是我是从CRISPR开始的。)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如果能看到你正在写的论文,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