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挑战——第一天(3)

按资料上写的，三年前，我同他在同一所文学院毕业。但实际上，直到报到那天，我找到一个机会翻看与我一同来的人们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巧合。
按理讲，只要与我同一专业的同年的同学，我不会不认识。
战争年代的学业并不容易进行，学校集体搬到了昆明，即使这样也没有免于轰炸机的轰炸。我大学第一年时，正是轰炸机来的最频繁的日子。一天里常常要往防空洞跑两三次。即使这样，仍有同学死于炮弹。而幸存下的同学经历如此长时间的生离死别，互相之间早已是亲如家人一般。同专业的男生总是会掩护我们跑进防空洞，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补衣服之类的。
所以我对于那些同学，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的清晰。
可他，在我过去的回忆里，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过，来到报社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每天忙的抬不起头，又被一些社会的事情搞得十分郁闷，慢慢忘记了这件事情，满满的连他这个人我都忘记了。
直到去年元旦，他在我的两本书底下放了第一封信。
1948年的夏天很热，上海尤甚。每天去报社都要带上不少的纸，生怕伏案写字的时候汗水滴到纸上把字给模糊掉。内心也随着盛夏燥热起来，平常像是报社开心果的我在那天中午也因为一点琐事与同事吵了起来，最后气不过，把一沓新闻稿往空中一撒，头也不回的跑出报社大门。

越想越气不过。
45年抗战刚刚成功，我怀着一颗新闻人的赤诚之心去到报社，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芷江受降。那几乎是我三年来最愿意写的新闻稿，只觉得笔尖在纸上舞蹈的时候，笔迹上都会生出鲜花来。差点没有坚持住新闻的原则，写成了一篇散文。
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新闻了，只觉得每天虽写的是新闻，却渐渐离事实越来越远；有些事情明显是亲眼所见，却受到命令只能如此写。
有一日接到一张照片，是三位以“叛国罪”处死的“赤匪特务”，其中一人正是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当时强忍住眼泪，颤抖着写出了新闻稿。下班后与好友一同回到住处，直接趴到她怀里哭了起来。边哭边喊：“我怎么能想到她也是共……”
闺蜜突然捂住我的嘴，捂的死死的。
窗外，有一串皮鞋声音突然停止，过了三秒钟，又想起来了，最后消失在远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笔是为谁写些什么给谁看了。
曾经的远大志向，便宛如泡沫一般，轰然倒塌。
一整个下午，我借故外景采访故意不回报社，其实是跑到了外滩上看码头熙熙攘攘。
夕阳西下，血染的残阳铺在黄浦江上。并非大潮期，黄浦江被各类大船划出片片涟漪，口岸上有工人一趟一趟背抗着货物上码头，也有许多西装革履、珠光宝气成双成对地走出口岸，脸上带着一抹微笑，不时窃窃私语。长椅后常有笑声传出，还隐隐约约有着可怜的女子为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强装开心的叫卖；我眼前，一个没了双腿的乞丐爬到矮墙下，背靠墙数着今天要来的几块钱，叹了一口气；几位学生在分发传单，却像是在做坏事一样。我起身要了一份，将厚厚的折叠层拆开，里面是关于统一共和、两党合作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