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启隆与北山镇命案（下）

我辞别朋友后，在6月20号中午11点到达了教父任职的教堂。那时正好赶上吃午饭。我清楚地记得教父热情地邀请我吃了奶油炖西红柿和菜花。
想起来，那时我17岁，在之前见他是9岁，这让我想起那位死者和她儿子七八年未见。
吃完饭，我们聊了聊生活琐事（学业啊、神学啊、家里情况啊、情感问题啊、农场收入啊），我很喜欢他的说话方式——从不乱插话乱打岔，也许是经常待在忏悔室里听人忏悔吧。
后来我急不可耐地讲起了那个案子。我只讲了讲梗概，而交付就耐心地听着，不是还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写。我讲完时，问他：
“您有何高见呢，神父？”
他，挺起身来，好像意犹未尽：“你等等。”说罢，抽出他书架上的剪报集，仔细地翻查，还拿出那天的报纸来回阅读、勾画。
我问他：“今天的报纸上有进一步报道吗？”
“没有，”他说，“我只是看看你说的和一线新闻有没有冲突。”
“感情是不信任我呀。”
“不不不，孩子，”他叠起报纸，合上剪报，“每个人看事物的眼光不尽相同，这事我也听学生们谈过。嗯……”
他抬头望望自己在天花板上画的星图，又起身转悠转悠，最后，轻轻拍了拍衣服：“我，好像想到了。”
“什么？什么？”
“只有一个小观点。”
“怎么说？”
他低头望望自己的鞋子，接着说：“我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断人心，我明白……”
“诶呀，我的神父啊。”
“好了，”他直奔中心，“这也不全是我的观点，我的助手、还有不少学生，都认为——她是自杀的。”
我当时很疑惑，疑惑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教父看出了我的惊讶，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其实，关键不在手法，而在于一个小细节——死者是仰面，躺在沙发上的，但划痕不在正面，反而是背上有很多伤，哦，还有玻璃碴。”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有人特意清理了死者的伤口，又特意把死者放到沙发上去的。不仅如此，还特意清理了掉下来的灯下的血，甚至是——死者自杀用的绳子。”
“等等，”我急忙打断他，“为什么说她是自杀呢？”
“如果我是凶手，真的在杀生后后悔，要是有为死者清理伤口的勇气，为何不去投案自首呢？”
“这……有道理。”我说了句傻话。
“再者说，”教父接着说，“如果我是凶手，有杀人的周密计划，甚至都制造密室了，为什么故意移动尸体，为什么不伪造成死者被吊灯砸死的意外呢？”
“所以，死者是吊死的？”
“可能没有被吊死又被砸死，总之是自杀，”神父在胸前画个十字，“一个学医的修士说，把人勒死的力气不一定能扭断脖子。”
我又问：“那密室是怎么来的，有人清理过死者，却还有密室。”
“其实绑吊灯上吊这事很简单，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教父拿出一份报纸，“看我勾的——‘女仆的男友承认复制过死者家的钥匙，’还有——‘声称钥匙已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