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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菲尔是个爱喝土豆酒的怪人，当然，我并不是指他因为喝土豆酒而显得奇怪，事实上经历过粮食管制年代的人都对勾兑的土豆酒有特别的喜爱。路西菲尔曾是个大学教授，大概是研究生物或者是化学之类方面的，他放火烧毁了学校的实验室然后被开除，之后他就流落到了我们这群愤世疾俗的混蛋中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放火，也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其它的工作。让我们言归正传，路西菲尔的有趣在于他时而表现出一个哲人般的忧郁，同时又能像一个富有感染力且有着强大意志力和热情的领袖，这个在人们眼里早已一文不值的纵火犯。路西菲尔和加百列发生了争执，这是常有的事，瞧我们这群疯子，在一个挂着餐厅招牌的小酒馆里寻欢作乐，但在特定的环境，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能被称作精英或者是天才。
我喝光了那杯伏特加，现在，那两块该死的冰块终于落到了杯底不再晃动了，我突然发现了站在我对面的别西卜，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如何突然间从西部到这儿来的，或许我真的喝醉了，我面前摆着四个空酒杯，每一个的玻璃壁上都清晰的倒映着别西卜的脸，我依然能做到像清醒时一样在五秒钟以内算出三位数的乘除运算，但那该死的别西卜却始终站在那儿冲我笑，无论我如何偏移我的视角，我只是喝了一些酒却产生了像吸了过量的医用marijuana 一般的感觉。我心烦意乱的闭上眼睛，大约过了三分钟，也许只有两分钟，我听到有人说十一点了，所有的说话声和歌声都消失了，除了自动唱片机发出的声音，这一切发生的比拿破仑的军队更加统一。还有两分二十七秒电视彩票就要开奖了，现在正在播放一条征兵广告，虽然报纸上说现在我们国家每六十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军官，但这条广告还是十三年如一日的被播报。
没等那条冗长的广告结束，我就失去了一切意识和感知。
当我醒来时是一点一刻，加百列，贝利亚和路西菲尔全都不见了，他们把我扔在了这里，就像九点钟时我们把梅塔特隆和比尔扔在了圣彼得街的地下酒吧一样。此外，那该死的别西卜的幻影终于消失了，这或许是一种预兆，但此刻我头晕脑涨，急需一杯醒酒汤，显然上帝找错了时机。我慢慢挪到了吧台，米迦勒那个无赖正在擦酒杯，当他拿起第三个杯子时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坐到了我右边的位置上，她问我是否愿意请她喝酒，我知道她的意思，请她喝杯酒，然后和她到或许是她朋友的车上或是随便哪里约会，给这个并不美妙的夜晚找点乐子。现在已经快一点半了，很明显，这个小姑娘对这种地方并不熟悉。
我应该拒绝她，因为我的头痛让我不想再干任何事情除了睡上一觉，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找出一块钱扔到桌子上，向米迦勒要了两杯冰薄荷酒，米迦勒把酒倒进刚擦干净的杯子里，把其中一个杯子推到我面前，另一杯递给了那个女孩。这儿大约还有超过二十个人，自动唱片机依旧无趣地发出噪音，或许只有向米迦勒卖唱片的黑手党倒台后它才能停下，电视机被关掉了，由无家可归者，失业者，逃犯，妓女和偷偷溜出家门的高中生组成的人群在高歌。让人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萧条的日子，酒的价格却不可撼动地保持着，这一切都是由那个持续了三年直到三个月前才废止的禁令引起的。米迦勒告诉我这只是暂时性的，但谁也不知道那位在遭遇了四次袭击才后知后觉的取消了禁令的可怜的区长会再干些什么，我敢保证这个无可救药的家伙总有一天会被人一枪射中脑袋。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在不停说着什么，我只得一边点头一边答应，上帝，我一定会在脱掉她的衣服前先堵上她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