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博物馆之行(3)

桌上摆着孔雀石墨水瓶，壁炉架上有一个中国陶瓷花瓶。这花瓶，说来奇怪，很是眼熟。镜子上方交叉悬挂着一对钝头剑，他狭窄的灰白后脑勺映在镜子里。墙纸上是蓝色碎花图案，零星挂着军舰照片，打破了墙纸图案格局，显得好看一些了。
“你有何吩咐？”他问道，随手将刚才封好的那封信扔进了垃圾篓。这个举动让我很纳闷，但我明白这事我不便干涉。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下来找他的原由，甚至也提及了我那位朋友愿意出资赎回的大致金额。我那位朋友倒是叫我别提钱的事，只问问博物馆这方面的规定就行。
“这是好事情啊，”戈达尔先生说，“只是这件好事情你搞错了——我们的博物馆里根本没有你说的这幅画。”
“你说根本没有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刚刚看过这幅画！古斯塔夫·勒罗伊的《一位俄国贵族的画像》。”
“我们是有一件勒罗伊的作品，”戈达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翻阅一本油布面的笔记本，黑色的指甲停在了勒罗伊作品的条目下，“但那不是肖像画，而是田园风光画，名字叫《放牧归来》。”
我又说了一遍，我五分钟前亲眼见过那幅画，所以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能让我怀疑它的存在。
“我同意，”戈达尔先生说，“但我也没有发疯。到今天为止，我担任这个博物馆馆长差不多二十年了，我熟悉这里的收藏目录，就像熟悉主祷文一样。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画名就叫《放牧归来》，也就是一群牛放完回来了。除非你朋友的祖父有可能被画成了一位牧人，否则我不能想象他的画像就在我们博物馆内。”
“他穿了一件齐膝大衣，”我叫了起来，“我发誓他穿着一件齐膝大衣！”
“你对我们博物馆总体印象如何？”戈达尔先生颇有疑虑地问道，“你喜欢那具石棺吗？”
“听我说，”我说（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发抖了），“请帮个忙，我们马上过去看看。我们定个协议，要是馆里有这幅画，你就卖给我。”
“如果没有呢？”戈达尔先生问道。
“没有我照付画钱。”
“那好，”他说，“就在这儿，拿上个红蓝铅笔，用红的那一头——请用红的一头——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下来。”
我心情激动，就按他说的写了。他看了一眼我的签名，感叹俄国名字发音太难，接着也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迅速折起那张纸，塞进了马甲口袋里。
“我们走。”他一捋袖口，说道。
路过一家商店，他进去买了一包看上去黏糊糊的牛奶糖。他执意要给我几颗，我断然拒绝了，他便硬往我手心里抖了几颗。我把手缩了回来，几颗糖掉在了地上。他停下脚步，捡起糖来，而后一阵小跑赶了上来。我们快到博物馆时，我们看见那辆红色的旅游轿车（现在里面空无一人）停在门外。
“哈，”戈达尔先生高兴地说，“看来今天游客不少。”
他脱下帽子，捧在胸前，端端正正地走上了博物馆的台阶。
博物馆里并非一切都好。里头传来喧闹的叫喊声、放浪的笑声，甚至还有扭打一般的声音。我们进了第一个大厅，那位年长的门卫正在教训两个捣乱分子。原来这两个衣服翻领上别着某种节日庆祝标志的家伙想把市议员发现的冷冻昆虫粪便从玻璃器皿中挖出来，使足了劲，脸憋得紫红。其他的年轻人，都是某个乡村体育运动组织的成员，正在大吵大闹，有些冲着酒精瓶里的蠕虫，另一些冲着头骨。其中一个对蒸汽散热器上的导管大感兴趣，原来他把那东西也当成了展览品。还有一个伸出了拳头和食指，瞄准了一只猫头鹰。他们一共三十来个人，又是闹，又是吵，把博物馆搞得又喧闹，又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