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功效

我钦佩于刘和平先生的学识与文笔。
其封神作《大明王朝1566》，在一年的时间线里面，将中国延续沉淀了几千年的政治形态与生态在笔触间刻画的淋漓尽致、无处遁形几尽赤裸。其中明词暗线，字字诛心，可谓近代借古讽今之巅峰。
但说到底，《大明王朝1566》始终属于历史文学类作品，离不开“作品”的要素，也跳不出加工修饰再创作的属性。诸如二月河“康雍乾”三部曲，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其文学性势必大于学术性。而对于学术著作，如钱穆《国史大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虽属上乘，却不免曲高和寡，使人望而却步，束之高阁。
暂且先不评判文学性与学术性的价值取向，单就从受众角度上讲，文学作品在可读性上就远高于学术著作，加之文学作品翻拍为电视剧后受众面进一步扩大，使得文学作品在历史类作品中独占鳌头
每每有人盛赞《大明王朝1566》之阳谋诡诈，《大秦帝国》之浩荡长存，有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另一方面，虽不可否认《万历十五年》是研究明朝兴衰的扛鼎之作，童书业《春秋史》亦是研究春秋格局必备的著作，却除研究者外，无人问津。
黄朴民曾在《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中写道，历史的第一种读法是“阳春白雪”，功能致用。第二种读法是“下里巴人”，主推畅销。而所谓的第三种读法，则是“打破壁垒森严的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走向社会，融入大众。
就目前而言，例如百家讲坛，以及各种历史科普类书籍，已经迈出由阳春白雪到平易近人的第一步。可另一个问题呼之欲出，让神从神坛上走下来，谁又有能力走上神坛？
历史的传承需要的是一场浩荡的造神运动还是完成自我救赎？谁都不得而知。学者们皓首穷经窥历史之貌，作家们呕心沥血演绎历史之阔，诗人们故作揉捏歌颂历史之美，岂不是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当然，造神也好，救赎也罢，历史既需要既往，也需要开来。若干年后的学者们，依旧可以自豪的感叹道“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