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线（一）

与人类对杜蒙德病毒了解的逐步深入伴随着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口的骤减。
要想说清人类与杜蒙德病毒的第一次接触，就不得不把时间轴移到2052年。气象学博士约翰-杜蒙德( John Dumond)及其团队在完成了区域气象数据采集工作后登上了从南极洲返回西雅图的破冰科考船。杜蒙德博士是个寡言的人，“他不太擅长交朋友”，这是他室友对他的精辟总结。所以相比于在船舱内与同事打牌，杜蒙德更愿意在甲板上依旧刺骨的海风中看着远处的浮冰起伏。
时值三月，是南极区域的暖季。但那天的天气却算不上好，阴郁之余还夹着南极圈内罕见的小雨，但杜蒙德没有穿防风外套，甚至不愿意拉上拉链。他感到的是燥热，滚烫的血仿佛要从通红的两颊渗出来，即便是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发烧了，但甲板上的寒风起码能让他感觉舒服些。杜蒙德在甲板上一呆就是三个小时，直到他同事出来找他去吃午饭时，他才回到了船舱。在进餐的过程中，一名同事注意到了他的异常：“约翰，你应该补个觉。”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杜蒙德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哦我会的。”杜蒙德用简单的话语给出了自己的答复。
浑身发烫与双眼血丝才是这场噩梦的开始，但此时的杜蒙德却以为这已经是尾声了。他只把这一切异常与自己在白雪世界中生活产生的过量压力联系在了一起，殊不知这是杜蒙德病毒对他的身体发出的第一轮进攻。杜蒙德被剧烈的腹痛从午后惊醒，紧接着的是严重的腹泻，那个下午杜蒙德都没再离开过厕所。当杜蒙德回到自己的舱室时，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水，虚弱的他连抓笔写日记都十分困难。
2052年3月7日晚， “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今天在厕所蹲了一个下午……”杜蒙德在他的笔记本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最近拿到的数据很有意思……虽然国际碳排放量已经有了明显的控制……但三十年来的南极暖季温度只升不降……”笔记在这里便突然中断，显而易见他当晚已经没什么力气写下那每天都要写的日记了。
到第二天，杜蒙德情况更加恶劣了。他开始用药，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准确地说他用了一些退烧药以及抗生素。根据船长的日记显示，3月8号一整天，杜蒙德醒来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难以唤醒的沉睡中度过。船上突然出现的病号让所有船员感到恐慌，杜蒙德所在的302室受到了严格的监视。与此同时，船长开始尝试远程咨询美国的医生，但他们都不能给出很好的判断，毕竟如此复杂的病情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不过即使已经如此虚弱，杜蒙德仍然在仅有的四小时里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话：
“我感到浑身无力……眼睛很难睁开，十分干涩……但我没有感觉到饥饿亦或是明显的疼痛……左腿不听使唤了……希望我下次醒来就好了。” 
病毒并不会遂杜蒙德的意，它们已经拿下了他的身体，接下来就是一步步蚕食殆尽。
到了第三天，除杜蒙德之外又有三名船员出现了程度不一的高烧，其中除了两个美国籍的气象学博士，还有一个是来自斯堪地纳维亚的船员。此刻的杜蒙德连睁眼都异常困难了，并且在有其他船员表示不适之后便再也没人敢接近302室，只有一位胆大的同事将三餐送到了302室门口。病毒像一张贯穿人脉的网，已然网住了这支漂泊在无垠阔洋之上的孤船，所有人都面临着过早的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