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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追逐幻影(上)

 第三章 追逐幻影(上)
“医学永生的发展带来的延寿效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变化奠定了基础。永久婚姻在二十一到二十二世纪之间日趋式微,只有在统一战争时期‘传统家庭’才得到了一段短暂复兴。
虽然大多数孩子依然诞生于相对稳定的已婚对象之间,但开放式恋爱、单身同居等等的替代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在日益增加。
到了二十三世纪晚期,大多数超过两百岁的人都已经进入了起码是第三段的婚姻,甚至可能都和不同的对象分别拥有了好几个成年子女。”
“‘家庭’结构的这些变化带来了激烈的争论,主题是到底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对整个社会大环境做出一定的调整,以便‘更加适合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执政体在新建之初坚持了它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没有对这些要求做出让步。不过在准生证的发放上,它倒确实会优先发给关系稳定,最好是已经结了婚的那些对象。
毕竟观察表明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心理健康。从那时起这种情况就一直维持了下来,所导致的一个奇特结果就是,大部分孩子都憧憬着双亲的表面关系出生长大,却在他们最终离婚、或者见识到了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恋爱模式之后摔落现实。”
“但是在经历了又一个世纪的观察之后,人们发现活得最久的那些人们基本都进入了三种常态之一:或多或少的性冷感、行云流水般的炮友轮换、或者是某种类似婚姻的稳定关系。或许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最后必将到达的终点。”
——苏希拉·弗朗吉柯的博文《关于家庭的一些自言自语》
“所谓科研一直以来都是一项靠评价吃饭的工作,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那些将自己理论刻在石板之上的哲学家们。你的成功与否仰赖于对你的智慧感到敬仰的人数——尤其是里面有钱资助者的人数,要不然你的工作就注定只会默默无闻。
考虑到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你要不就得自己有钱,最好大富大贵,要不你就得求着有钱人让你任性一把。这就是现实。
在最初几场大战爆发之后科研的主要资助者变成了政府,但新时代的到来只是改变了资助的额度,而没有改变获取资助的手段。
说到最后,要做科研总还是得靠着别人善兴大发给你点钱,而决定他们善兴程度的将会是你的评价,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你在做什么。”
“当然,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所谓评价只是一个衍生产物,社会真正在乎的还是你今后对科学领域的贡献潜力。其中一种衡量标准是看你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对这些事情真正做出判断往往会很难很难。
所以早期的科学史中充斥着善于自我推销的骗徒,而无名学者们的工作则往往默默无闻,对自身毫无助益,甚至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之后随着科学工作的专业化,研究者们开始需要将自己的成果形成论文投稿到期刊之上,经由其他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审阅,认为确有价值之后再行发表。
虽然这一体系确实消灭掉了大部分的骗徒,但其中依然充斥着种种问题,只能算作是害者取其轻的一种无奈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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