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读者》最具影响力的十篇文章,让孩子看看(9)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
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⑧向中国人脱帽(1992.12)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⑧向中国人脱帽(1992.12)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