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

当我第一次看到《侠隐》这本书时，脑海中下意识地想起了李白《侠客行》里的这句诗，或许这是对此二字最好的诠释……
实话讲来，我能够知晓并产生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兴趣，一开始的确并非因为书本身。姜文，没错，正是姜文与他的电影。
在当今商业电影占据主流的时代，姜文或许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起码我是如此认为的。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姜文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一种看似怪诞无稽的语言，诉说着自己那难以探知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黑泽明式的人物，他的每一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自己心中渴望成为的那一个姜文。那些看似痴人说梦的呓语，却又饱含着姜氏之于人性与世界的哲思。
而作为其“民国三部曲”的终章，《邪不压正》这部影片的确为我期待良久，暂且抛开电影本身成功与否不谈，我之所以选择去阅读原著也确实是因为电影的缘故。
作为一部武侠小说，无论如何，张北海先生笔下的主人公尽管也难以摆脱传统武侠的俗套与窠臼，同门师兄欺师灭祖，主人公身负重伤死里逃生，幸得相助而后隐姓埋名，多年之后自远方归来，一番艰辛最终手刃仇敌，得报血海深仇。然而，这种传统武林的仇杀模式却被作者设定运行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背景——民国初年的北平城，而主人公也变成了一位背负血海深仇，自美国归来的年轻侠士。民国初年的武林，江湖已成为过去。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主人公的复仇也注定要被卷入那个时代的风云漩涡之中，而变得错综复杂……
主人公所代表的侠客文化似乎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原始内在冲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皆莫能外。个人英雄主义盛行的西方，有着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亦有惩恶扬善的英俊侠客佐罗。而正如胡秋原在《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中说：“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因此，只有中国，才有最地道的侠客。
先秦时代，是中国侠文化光芒最为灿烂的时代。侠客义士扶危济困，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聂政刺侠累，荆轲刺嬴政，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壮烈决绝与血性浪漫。先秦时代之侠客，视人格独立与平等重于性命，傲视王侯，不假辞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个时代的侠客是以死亡为终极目的，而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最终慷慨赴死而去。
但是中国古代历史如一条长河向前，中国人的国民性正如河中之水，愈发向前，愈发浑浊不堪。随着专制帝国统治秩序的建立、稳固与延续，中国的侠客文化与精神也在不断受到侵蚀与涤荡，最终逐渐走向式微。因为曾经的任侠好义与拔刀相助，在法家看来是对社会安定与统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是必须防范的危险蠹虫。“侠以武犯禁”，因此，侠客注定不可能为政权掌握者所接受与认可，也注定其必须“隐”于世俗人间。
而当专制伦常严重荼毒侠客精神，礼教尊卑鲜明取代自尊独立，及至明清，那些所谓“侠客”已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与奴隶。读先秦《春秋》、《战国策》与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为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先秦时代的侠客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鲁迅先生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