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读后感锦集(2)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