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年谱读后感摘录(16)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
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