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1984读后感精选(42)

米尔斯敏锐的观察到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曾整理出来三套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决断论、科技行政及实践论。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并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却对技术可行性本身没有置喙余地，政治领导于是变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消失，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的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
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用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给具备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在这种意义上，米尔斯的看法或可归入第三种模型。
作为韦伯著作的英文翻译者，米尔斯的这本书中时现韦伯思想的痕迹。韦伯指出“理性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尔斯同样认为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试自身的能力”，人们无法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深处一个“焦虑与漠然”的时代，或者说是所谓的“大众社会”，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分析个人所处时代的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的交织，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况。
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由过去的历史塑造，那么在理解我们面临的“公共议题”时就不能忽视历史分析，借由“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透过对历史结构中权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铁笼”，重拾人类理性和自由的价值。而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在个人生命体验与学术生活的激荡之中，反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定位与志业，向人们指出那些想当然的思维危险。换言之，用米尔斯在《治学之道》文末的话来说，就是“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