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闻一多读后感整理(12)

当他为自己第一个诗集题名作结时，“红烛”也就首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这就是《红烛》诗集的取名及《红烛》序诗的缘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闻一多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他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自我刻画（尽管他对自我表现的《女神》颇为欣赏）。自我表现、自我刻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居统治地位；诗人的自我抒写有意识地附着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他对“模式”的体认与他对自身的体认在同时进行，这些创作心理都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关，所以说，《红烛》意识结构的表层洋溢着传统诗学的余香。
但是，《红烛》显然又不是李商隐《无题》的现代翻版。诗中到处充满了现实的投影、时代的声音，诗人属于“五四”的、属于个体的那个“自我”与属于传统文化的、属于民族心理沉淀的“自我”又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绞结在一起，互相有补充、有说明、有申发，但更有矛盾、冲突，由此而诞生了一首奇特的《红烛》。
而这又是现代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动人之处。
中国古典诗歌的以物明志，是在物我间融洽无隙的境界中进行的，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并没有刻意强调说“春蚕”、“蜡炬”仅仅是外物，也没有在与这些外物相对应的.地位上再寻找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无所用心地叙述着外物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在叙述着诗人自己。李商隐诗歌素以绵密富丽的意象著称，这一特征就更引人注目了。但接受了“蜡炬”原型的闻一多在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却有悖此道。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人一落笔便超越了古典诗词，他把“红烛”和诗人区别开来，没有把自我直接投入到令入欣羡的红烛中去，自我与红烛取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诗人是诗人，红烛归红烛，这是其“离”；但又要吐出心来比一比，这是寻找两者间的精神联系，是认同的努力，故又可谓是“即”，这一离一即，便奠定了全诗的基本情感方式及文化品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的奠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