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集锦(70)

“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
“不但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论据，更当决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做无谓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要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最主要的做法仍是老生常谈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
“工作要诀：勤、谨、缓、恒、定、毅、勇。”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以上仅为本人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对自己较为有用的文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想深入了解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过程和途径，还需要通读本书，这里就并不是笔者可以作进一步阐述的了。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也读了不少书，从国史到世界史，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国史的世界中。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的历史只可以用本国的治学方法来研究，西方的历史理论只能作为辅助，在关于历史的记述上，中西是一样的，并不是西方的就一定真实，其中隐晦之处不少于中国，只不过眼下吹捧西方有些过头了，不明所以的人自然而然觉得西方如何罢了。但并不是说西方的一概不用，精华的我们还是要吸取的，让其为我所用也是治学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