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年代读后感选录(48)

这个时候无外乎两方面天灾人祸导致民反推翻旧的国家，第二就是外敌来袭势如破竹。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3
我一拖再拖实在不知道这书评怎么写好。一来他梳理的是历史，从商人的角度；二来跨度太长，不知从何说起。从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李隆基、刘晏、赵匡胤、王安石、朱元璋到清朝落寞，一一数来，沿着历史的印记，跌宕起伏。商人一直被“鄙视”，直到王阳明、顾宪成始为其正名，商人开始有了独立意识。
但终究逃不脱依附国家的依赖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明那样做完全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可是放回历史，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未来的。统治者思考如何长治久安，如何平衡各集团的势力，在放放收收中走出了独步天下的制度模型。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实可能是有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答案在《跌荡一百年》里。我无法给你一个高度概括，不如去看，真的。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篇4
买来吴晓波的经济史三部曲，我首先读了最晚成书的《浩荡两千年》。从春秋齐桓公时期管仲变法，到闭关锁国的晚清被打开国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众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散场后却多数面目模糊、事迹难考。
正如费正清的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