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合唱读后感汇编(14)

关于音乐史家该做什么，朗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析横亘在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各种因素”。于是，朗谈到了两种常见的音乐史研究的对立，一种认为音乐史主要是研究音乐形式，另一种则主要解释一些形式之外的周边。朗认为，“然而，在公正的评价中，两种方法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从这一段话中，我想起了杨燕迪老师的一些文章和句子，比如《音乐的质量判断》……很明显，杨燕迪老师的写作深受朗的影响，不仅是内容，还包括形式。
在没有任何衔接的情形下，朗突然就谈到了艺术家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时代绝不会只产生一种风格。某个伟人支配同代人，但如果仅仅被这一伟人所束缚，我们也许会失去整个时代的重要意义。考察个别人物，追循他的发展，但如果没有更远大的目标，就会损害对艺术发展的真正理解。”接着，他举了那个著名的例子，“歌德逝世之际，瓦格纳已近二十岁；佩格莱西的喜歌剧为音乐开辟新的远景时，巴赫仍坚守复调的信念，并为复调音乐的力量作出最后的证明；贝多芬翱翔在古典交响乐大厦顶端之时，韦伯正在开创德国森林和夜景童话恐怖气氛的浪漫主义风格。贝多芬、舒伯特和韦伯同时生活在19世纪头三十年。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将贝多芬和海顿与莫扎特放在一起，把这三位个性迥然不同的艺术家称为‘维也纳乐派’。规定了贝多芬的地位，我们随后才可能称另外俩人为‘浪漫主义者’——其中一人辞世只比贝多芬晚一年，另一人甚至比贝多芬还早一年。
”
艺术家和时代的问题，朗没有收手，花了很大的篇幅接着谈，基本上涉及了从远古到19世纪的各个时代。可是朗却并没有直接用文字解释他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理解的话，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音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朗在这里谈。但如果要解读一番，朗通过这个问题真正要谈的，是音乐史本身的复杂性和音乐史理解容易出现的误区，以及由此体现的音乐学的价值。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学的音乐历史告诉我们，贝多芬是古典主义者，韦伯是浪漫主义者。从风格上讲这样的划分是对的，是不错的，可是这样的划分却遮蔽了历史的事实，它把贝多芬和韦伯变成了两个时代的人。事实上韦伯比贝多芬还早死一年呢，时间关系上这两个人可完全是同一个时代！可是那怎么办呢，音乐史可以不划分时代吗？不可以。那么怎样做才能够两全呢？要想平衡地“解析横亘在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各种因素”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