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代沟读后感汇集(10)

为了这样的目的，龙应台认为教育要取向天然。她认为，“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可是，她又认为，“玩”不能没有限制和规则。当安德烈说，生活中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时，她大惊失色，单刀直入地问他这样的说法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在得到儿子“当然是隐喻”的回答后，她才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
安德烈怎么解释这些隐喻?他说，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新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关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从此也可以看出，安德烈果然是“独立”的成人，其思考问题的深度、表达意思的清晰度，都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但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更能独立思考，强调“自我”，西方的社会土壤培植着这样的种子。
比如，他们在谈到“文化”时，安德烈认为“香港没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是很重要的生活艺术。龙应台就在回信里说道，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战、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闲暇和逗留”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钱学森之问”大概需要这样的答案;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也一再强调，有自由，才有创新。
龙应台是东西文化的理解者和融会者，她将它们的精髓消融在一起，然后悄然注入孩子的血液。她跟孩子交流的某些话题，完全是知识分子之间探讨的“大问题”。比如，她谈归属感：“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她谈权力与理想：“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性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不能不感叹，龙应台女士这番与孩子说的话，放在咖啡馆里与知识分子交流也是毫不逊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