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谈三国演义的读后感汇集(8)

尽心以行，诚敬以守，无时无地不在推广此仁之心，这就是忠的事。”（《任继愈禅学论集》P.164）但是“二程”的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比孔子当初所倡导的‘仁’却走得更远了。
儒家学说或者说儒教，早在“五四”时期已得到了深刻的批判，为什么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又来重提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孔子的学说不加以扩展，原汁原味的拿来，恐怕有用的东西所占的分量要比后来“新儒家（New-Confucianism）（见《任继愈禅学论集》P.171）”即“二程”、朱熹理学理论中所占的分量要多。因此，从孔子的《论语》中剔除糟粕以后，可以吸收较多的养分，以为今用；二来恐怕也是顺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潮流。
《论语》出现在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时期，其中除了阐述“礼”的规范以外，也还有许多有用的成分，和谐就是其中之一。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也就是说，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当然。“礼”是当时的行为规范，与今天的道德规范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规范也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一点是共同的。
不过，孔子不仅倡导“和为贵”，而且指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就是说，和是有原则的，不能为和而和，必须以礼为指导原则。今天，“和”是有原则的也是必然的要求。
孔子还提出了“信”的概念。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论语》心得P.10）这一段话不仅是指出“民”的重要，同时也提出了“信”的重要。今天，要建立和培育新的道德规范，使人民确立这种信念，并且自觉遵守这一规范，人人在这个规范内行事，违反法律的事自然也就少了。所以人民的信念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