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与财产权读后感选录(24)

在阐述自己对权力的看法时，他提出了要扩大集权，强化公众舆论，并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观点，而这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之所以要集权，是因为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已被授予以任意处置的巨大自由权力时，那么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越不可能滥用此种权力，他就会更加受到鼓舞，更加头脑清醒和更加被这种权力所激励。而他的权力越小，他就会感到他的职位无疑是既模糊又不引人注意的，他就越容易堕落到不负责任的状态之中去。”而此时的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并使其“具有效力，而我们又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
在分析如何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官制度。他认为“美国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众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有一支受过充分训练的、以良好行为进行服务的官员”，在这一点，他提出的理想模式是“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一个有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它完全能够有理智有力量地展开活动，同时与公众的思想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方式就是选举和经常性的公开协商，它可以彻底排除武断和阶级态度。”
最后威尔逊提出了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会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并使之本土化。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从根本原则上认识其在环境条件方面的全部根本差别，我们就能够完全和有益地引进他们的行政科学。我们仅需要用我们的宪法把它加以过滤，只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把其中的外国气体蒸馏掉。”
威尔逊的《行政学之学说》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是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重要基础。（二）行政的适度集权化是政治与行政实现协调的必要途径。（三）中国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必须坚持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认为党离开“为公”就会违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失去立党之基；离开“为民”就会脱离群众，丧失执政之体、力量之源，各级政府作为党实现其政治责任的工具，根本上决定了政府改革中的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只能是在职能上的分开，而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国家结构性分开。行政的政治性是我们的政府成为“民享的政府”、“民有的政府”、“民治的政府”的根本保证。任何割裂“行政”的政治性，都将会使我国的行政实践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在借鉴西方政府治理改革经验的同时，一定要深刻研究它与本国特定国情的适用性，不能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