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王安石的变法,条条皆是对百姓的压榨甚至于是对百姓的勒索。至于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则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神宗时,有一年天下大旱,饿殍遍地。有御史将百姓的饥苦禀明皇上,痛陈赋税之重,王安石不顾众人反对,将那位御史发配从军,并借尧舜之事鼓励皇帝以保全新法,敢问王安石,这就是您所说的“天变不足畏吗?”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进退荣辱,皆当有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安能为了个人的得失而忘却天下百姓,惩创正直之人?司马光掌握大权之时,尚能为王安石求得一谥号;而新党掌权之后,尽想对司马光等人开棺戮尸,由此可见王安石的狭隘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