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考古史读后感合集(26)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