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狂欢第一幕读后感收集(10)

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雁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汉武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臣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些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所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人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喜剧电影与狂欢节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有些喜剧影片，如卓别林的谐剧、王朔的侃剧、陈佩斯的闹剧，影视研究者的定位显得有些勉强。这些作品难以用传统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来加以鉴定，而引进大众狂欢化理论，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进行探寻，恐怕有助于对此类影视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狂欢化理论首先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它既是对16世纪法国医生拉伯雷创作的《巨人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狂欢化理论来自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人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狂欢节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和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满足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甚至是一种纵欲主义。
根据狂欢节的这些特征，巴赫金建立了狂欢化理论。在狂欢化理论中，文明与戏谑、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都是“正反同体”和“互为嘲讽”的。卓别林、王朔、陈佩斯的电影作品，正好符合巴赫金的理论规范。卓别林饰演的流浪汉夏尔洛，头戴黑色的礼帽，身穿过小的西服，脚蹬过大的皮鞋，举止滑稽可笑，却为人善良，主持正义。据专家考证，这个形象脱胎于狂欢节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小丑，但在小丑的身上增加了道德评判，以谑演庄，揭示出喜剧深层的悲剧，使观众“含泪微笑”。巴赫金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观看卓别林的喜剧，便能得到这么一种感受，使观众暂时忘记了影院外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影院内与大家一起经历一次心灵的狂欢。